文／林佩諭 （原文於2016年4月刊登於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
楊力州導演的「我們的那時此刻」回顧金馬獎五十年來台灣電影走過的歷史痕跡，串聯起不同世代台灣人民的共同記憶，台灣早期的電影發展和威權時代掌權者的意識形態頗有關聯，如1966年的大片「還我河山」光看片名就可以聯想當時的反攻大陸口號，另外還有《黃埔軍魂》、《烈英千秋》等皆為意識型態的台灣電影，而阿拉伯世界也有相似的的現象，可見無論國內外，政治總牽動著藝術的發展，今天就讓我們走出台灣來到中東，談談阿拉伯世界電影的「那時此刻」。
阿拉伯電影的歷史發展
談到阿拉伯電影工業的發展，不能不提到埃及，二十世紀初的埃及是中東世界文化中心，人口大量增加，社會蓬勃發展，在此一背景下電影工業逐漸興起，1923年第一部埃及電影《在圖坦卡蒙的土地上》（In the Land of Tutankhamun）誕生[註1]，之後此時期比較有名的電影為1927年的愛情片Laila，跟源自於第一部埃及小說的同名電影Zaynab等。阿拉伯電影在二十世紀初的題材多為通俗、輕鬆的風格，後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巴衝突等國際政治情勢的劇變影響，主題轉向較為沉重而嚴肅。
電影主題與政治情勢總是息息相關，Richard Seymour在2008年五月刊載在Middle East的文章《阿拉伯電影工業》（The Arab film industry）中大致描述了國際政治如何影響阿拉伯電影工業的發展。文中提到，1956年埃及政府國有化蘇伊士運河引起與以色列、英、法紛爭的危機讓許多電影以此為題，阿爾及利亞與法國之間的獨立戰爭亦然。1967年的六日戰爭，以色列軍隊大勝埃及、約旦、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重創了阿拉伯人的自信和文化特性，此重要的事件也是許多電影描繪的對象。
電影與政治-以政治為題
在2011年出版的《Fil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Creative Dissidence》一書中將中東電影介紹得更有脈絡，針對伊朗、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及摩洛哥等地的電影發展逐一討論。書中亦提到許多電影主題受政治之影響的現象，並例舉出多部電影，如1966年的〈阿爾及爾戰役〉The Battle of Algiers)，描述阿爾及利亞欲爭取獨立於法國艱苦慘烈的抗爭過程(註：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從1956到1962近八年)，此部片堪稱是描述世界各地反殖民抗爭過程的經典電影，多位電影導演都曾給予高度評價，2003年的由阿富汗優秀導演拍出的〈少女奧薩瑪〉(Osama)深刻描繪塔利班政權統治下女性受到的各種壓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批判、美國入侵伊拉克、庫德族等議題也有相關電影或紀錄片等講述之。
1970年代以前，巴勒斯坦議題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最關注的政治議題，因此以巴衝突的主題影響文化界頗大，描述以巴衝突的片子也非常多，如〈立見天國〉(Paradise now)從兩個巴勒斯坦青年準備成為自殺炸彈客的故事帶給世界對於以巴衝突當中的巴勒斯坦觀點。
政治勢力介入電影
以巴衝突對阿拉伯電影工業的影響還有很多，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建立了許多電影製作公司，那些公司拍了許多跟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困境有關的紀錄片，目的就是為了讓全世界的人了解巴勒斯坦問題，可以說台灣也好、阿拉伯世界也罷，在那個年代，電影都是政治意識形態的操控媒介。
《阿拉伯電影工業》一文也提到政治勢力如何限制電影的發展，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嚴密的政治掌控使電影的製作(尤其與政治相關的)不大可能進行。1952年埃及的納瑟領導革命，推翻英國扶植的傀儡政權，建立共和國後，允許電影製作者有更多的自由，所以當時許多電影製作者便選擇此時期重要的巴勒斯坦問題為電影題材。跟台灣戒嚴時期一樣，此時期阿拉伯世界的電影跟新聞一樣都要被嚴格審查，電影常常被限縮在私底下播放，電影製作者往往面臨坐牢的風險，許多阿拉伯電影人因此離鄉背井流亡海外，儼然跟戒嚴時期台灣許多作家離台赴美的理由頗為相似。
現今的阿拉伯電影工業與政治
現今的阿拉伯世界雖然情勢依舊混亂，但也逐漸出現一些反思與改變。2004年起杜拜國際影展Dub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DIFF)成立，此影展期許自己能帶領世人透過電影的創造性成就來建立文化的理解。至今(2016)已經走過十五個年頭，台灣國片魏德聖導演的「賽德克．巴萊」跟蔡明亮導演的「郊遊」都曾在杜拜國際影展中播放，杜拜國際影展作為文化溝通的橋樑，不僅連結起阿拉伯世界與亞太、歐美文化的關係，讓阿拉伯電影走出中東、邁向國際，對中東地區內各國的相互理解亦有所貢獻。例如伊朗電影在杜拜國際影展定期播放有助於伊朗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交流，今年(2016)一月伊朗民眾才因沙烏地阿拉伯處決含阿拉伯之春重要推手尼姆（Sheykh Nimr al-Nimr）等多名什葉派重要人物而憤怒火燒沙烏地駐德黑蘭大使館，後導致兩國斷交，可見得區域內各國/宗教教派之間的和平與否不比中東和西方世界的衝突來的不重要。
電影與政治的關係密不可分，不只阿拉伯世界，政治和電影的對話會在不同時空和文化體系裡不斷上演，除了我們熟知台灣戒嚴時期的電影處處可見刻意的愛國情操，美國一系列的越戰電影也是一例，4月4日以五部短片想像未來中共政府打壓下殘破香港社會的電影《十年》勇奪金像獎最佳電影，更是電影與政治的再一次親密互動。電影作為政治的載體，藝術被政治操弄，是不幸也是幸運，它記錄了不同時代下的政治打壓，也讓走出當時政治氛圍的下一代能更加理解當時的狀況，了解歷史才能促進社會的和解共生，過去的以巴衝突，今日的雨傘革命都如是。
回顧阿拉伯電影工業的發展，從二十世紀初埃及以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之姿開啟電影工業的蓬勃發展，到後來電影受國際政治局勢的影響，主題從娛樂性質轉為民族國家的政治訴求，如今二十一世紀杜拜國際影展致力於築起文化溝通的橋梁，得以將中東電影與文化帶向國際。而從台灣戒嚴時期、美國越戰電影、香港《十年》得獎等例我們可知政治介入電影、電影描繪政治的現象不分國家與文化，會繼續在未來不斷上演，了解電影，其實也就是了解歷史、了解政治。
[註1]關於埃及第一部電影為何有好幾種說法，此牽涉到對於一部完整電影的定義與何時發行的介定，因此本文以作者可查到之最早的電影(1923)為說法撰寫。
參考資料
Guglur,Josef, ed. Fil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Creative Dissiden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1.
Seymour, R. (2008, 05). The arab film industry. Middle East, , 70-71. Retrieved from 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220624839?accountid=10067
